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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艺术家罗莹用“线”改变传统中国画

发布时间:2014-02-14

 

摘要: 在我的印象当中,武汉是中国中部的大城市,它的重工业比艺术更知名。但是我遇见了艺术家罗莹后,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在位于武汉的罗莹工作室里,罗莹拿起一支尖头毛笔,蘸上墨,开始在宣纸上精细地描画竹叶。这些以写实的“工笔”手法绘成的图像,包括竹子、双目生辉的鸟儿、绽放的花朵和空灵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武汉是中国中部的大城市,它的重工业比艺术更知名。但是我遇见了艺术家罗莹后,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在位于武汉的罗莹工作室里,罗莹拿起一支尖头毛笔,蘸上墨,开始在宣纸上精细地描画竹叶。这些以写实的“工笔”手法绘成的图像,包括竹子、双目生辉的鸟儿、绽放的花朵和空灵的草地,对每个中国人而言是如此的熟悉,它们构成了古代文化令人沉迷的审美观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世代相传,未曾改变。接着,罗莹用一支普通的记号笔,在画中物体的边缘添加了一笔粗线,这样的线条常常是黑色的,不过也可能是绿色、中国蓝或红色。于是突然之间,一株竹子上冒出了一片理性的、长方形的叶子;一只鸟的爪子抓住了一根工业化外观的细枝。她的笔下诞生了一副田园风格的完美画面,它是精致的,也是另类的。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时,许多中国人会因为对这种“侵入”感到难以置信而发出笑声,就像是把杜鹃的蛋放在了另一种鸟的巢里。

罗莹谈到她的作品时说,“这是一条电脑的线条,它非常有力。”罗莹的创作传达出了清晰的设计感。她说,“就像是在信息技术里见到的线条,边沿都是硬的。它没有情感,因为电脑没有情感。艺术家的线条是有情感的,因为人是有情感的。”罗莹运用标志性的线条,颠覆了世代延续的传统,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反思。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画无法摆脱与现代世界脱节的感觉,一直在苦苦探索如何才能重焕新生。罗莹以自己充盈的艺术能量和知识力量加入了这场探索中。

罗莹的工作室位于她任教的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我去采访罗莹时,穿着宽松牛仔裤的罗莹在她的工作室,一头波浪发随意地摆动着。“我想发展我们的传统,而不是放弃它。”罗莹说。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想让传统艺术跟上时代,而不是与时代脱节。于是我在我的作品中将传统的工笔画中有意识的加上了一些具有数据符号特征的宽线条。我把它称为‘新中国画’。”罗莹很认真的对我说。在艺术评论人陶咏白看来,罗莹的新中国画就是对传统工笔画僵化的美学模式的一种颠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在今年9月份罗莹展览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看到罗莹作品,让我想起了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给蒙娜丽莎(Mona Lisa)肖像画胡须”。讨论会是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圣之空间艺术中心罗莹作品展出期间举行的。陶咏白说,“罗莹作品中的线的价值在于,它对传统经典的破坏力和批判力。罗莹带着反叛精神,闯入了古典作品的领域,你能看到,它的作品是女性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历史的批判。”

罗莹属于当代艺术界的前卫艺术家。1989年2月,她参与了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89现代艺术大展。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中国前卫艺术展览。从那以后,罗莹基本上就淡出了公众视野,在武汉安静地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没有放弃艺术的探索。特别是把关于中国绘画中线形象的理论探索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且出版了一本著作《线形象—中国绘画的起源与形成》。

艺术学者佟玉洁是罗莹展览的策展人。她说,罗莹用线改变了中国画的传统,在绘画领域里创造了历史。她戏称罗莹的宽线条为 “十九描”。佟玉洁说,“罗莹创造了一种关于线的现代理论,同时也创造了一套属于罗莹自身的绘画语言体系。”

在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沈伟看来:“画家罗莹是以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游戏于这个封闭而严肃的文人画空间,”的艺术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沈沈伟在一篇题为《兰竹.墨线.女性》的文章中写道,“她把传统文人自喻的象征物——文雅的兰竹由一笔或是几笔抽象的墨线条,摆弄成荒唐而又具有对抗的视觉效果,这样尖锐性、异端性的绘画符号,充分显示了罗莹对于冲破男性艺术符号的勇气和智慧。”

当然,很多中国艺术家都在艰难地探索怎样融合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文化命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策展人和学者杭春晓,在罗莹展览上的讨论会上认为罗莹的作品:“在突破、改变、脱离困境的艺术风格中是很典型的尝试。”

在中国,现在许多艺术家青睐油画颜料或数字艺术等西方文化的介质,罗莹却还在坚守和利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创作当代艺术。她说, “我没有放弃使用中国的墨汁、中国的毛笔和中国的纸。”但是,罗莹无论是发展传统还是解构传统,亦或二者兼有,罗莹作品中的宽线条不仅出现在描绘自然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在人像作品中。描绘自然的作品常常是临摹古代的著名画作,如宋徽宗画的鸟。在这些画作中,罗莹的宽线条会像轮廓线一样沿着物体的边缘划过。带给我们的是不同于传统经典绘画的一种新中国画的精神面貌。

(本文节选于2013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文化专栏DIDI KIRSTEN TATLOW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