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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学梦,我的导师——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7-7-18  
 

我的大学梦,我的导师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赵咏秋

(2017年2月25日)

 

我的大学梦萌生于我的老家大悟县一个贫困的偏远乡村,那里识字的人很少,女孩子读书更少,大学生更不多见,然而,当地人却特别尊重知识,崇敬读书人,正是这样的土壤从小培养了我读书的爱好。而真正让我追逐大学梦的是吕王高中那一批优秀的老师们,他们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又坚守清贫,努力教书育人。老师的偶像作用深深影响着我,照亮着我人生的道路,我立志像老师们那样用知识武装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曾到清华、北大参观过,大学校园浓厚的书卷氛围令我心驰神往,到大学学习深造成为我不能放弃的梦想。

然而,与1966年至1976年这十一年间的高中毕业生一样,我的大学梦迟迟难以实现。因为从文革开始,国家就停止了高考,所有的高中生全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终究还是幸运的,因为1977年我24岁时终于等来了恢复高考,尤其是得到了石万坚和李维钊两位数理老师的倾心引导,在我高中毕业5年之后把我送上了我人生的这趟高考末班车。

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年轻的我们无忧无虑。我们这一届毕业前夕,教育界似乎都在观望是否有恢复高考的可能,直到临近毕业才正式通知我们同样要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何时国家恢复高考?老师都不知道。这预示着我的大学梦不知要推迟到哪一天了。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可为。”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们虔诚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有为失去高考而难过。毕业的那一天,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散会后同学们就要背起行李回家了,可是几年的同学情难分难舍,同学们排着队伍,拉着欢送毕业生的横幅,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欢送自己走出校门,又敲锣打鼓的走回学校,老师们就站在操场上看着我们这样来回走了两三个回合,最终在老师“我们舍不得你们”的呼喊声中分手各自回家。

许多同学到知青点去了。武汉市每年都有大批知青来到吕王。我虽然出生在城市,由于小时候被爷爷奶奶带回老家农村抚养,我的户口也被他们迁到农村,后来父母想把我迁回城里,却因文革停止办理了。我因此没有进知青点,就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参加本村生产队的劳动,有奶奶做饭洗衣,我比知青点的同学要好过多了。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在夜晚和不出工的下雨天,我都会拿出课本复习,做做练习题。因为从小被爷爷奶奶娇惯着,一直在学校长大,很少参加劳动,随着生产劳动的持续,插秧、割谷、锄草、挑粪、种棉花…...体力渐渐透支,休息时往往不由自主睡着了,复习功课的频率逐步减少。但是,在生产劳动中我常用“我为革命找苦吃”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时代精神鼓励自己,精神十足,从不懈怠,踏实苦干。不久我被评为出席湖北省先进妇女代表、公社劳动模范,区先进青年,推选为生产小队妇女队长,生产大队妇联主任,大队宣传队队长。参加劳动之外,经常带领宣传队到各个公社演出,晚上还担任夜校扫盲班的老师。全身心投入工作和劳动之后,大学梦被搁到一边,很难有时间复习功课。

1975年夏,我到供销社担任亦工亦农营业员,在图书文具门市部工作,这个岗位相对比较清闲,大学梦又慢慢浮上我的心头。我所在的图书文具门市部就在通往吕王高中的路口,但是,这几年,我所熟悉的高中老师基本都调离了,所幸大悟县著名的物理老师石万坚和数学老师李维钊夫妇还留在这里,有空我会跑到吕王高中去,找两位老师聊聊我的大学梦。我的想法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极力支持和鼓励,并一再催促我赶紧复习功课,两位老师认为,国家终将会恢复高考的,早点准备不会错。老师的鼓励强化了我为梦想而奋斗的决心。

然而,紧跟而来的1976年却极不平凡,政治风云变幻,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四人帮被抓捕,华国锋和邓小平相继执政,还发生了唐山地震,我们也时刻在防地震,地方还存在某些政治争斗的暗流和旋涡……这一年,我在震惊、悲痛、迷茫、不知所措和频繁的政治活动中度过,心绪极不安定,无法复习功课,我把高中的旧课本找出来断断续续的翻阅着,没想到离开高中近四年的时间,手捧课本竟然恍若隔世,概念已模糊,知识已淡陌,心中十分焦虑,尽管如此,梦想的那盏灯依然在风中执着的摇曳着。

1977年春天,上级依然没有高考的任何消息,但是,非同寻常的政治氛围让我预感到“山雨欲来”,冥冥中总有一个声音在提示我:高考即将来临,那一定是属于我的道路。石万坚老师和李维钊老师也不断提醒我做好高考的准备。我暗自决定下班后一定要全力复习功课了,看不进书要强迫自己看。

此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时我所在的供销社政治学习抓得很紧,每天上班必须坚守柜台,晚饭后全体职工要集中学习,晚上9点才结束,只有到晚上散会后我才能有时间看书。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恰恰我的高中同学加同事黄旭东突然买了毛线求我给他织一件毛衣。他不知道我在进行高考复习,面对他纯真的祈求,我不忍心推脱就接下这个活,心想高考的信息还没来,我花一两个月帮他织完了就行。这件事被李老师和石老师看到了,立即遭到两位老师的坚决反对,两位老师说:“你怎么不抓紧高考复习,去帮别人织毛衣?”“你的父母不在身边,你的处境十分艰难,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很是为你担忧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活辞掉!”平时一贯轻言慢语、文雅慈祥的李维钊老师也急得大声说话了。面对两位老师焦灼甚至发怒的目光,我感到了父母般的关心和温暖,当即答应不再织了,可是见到黄旭东却几次难以启齿,只能加快速度熬夜织,边织边看书,最终完成了他的任务。

1977年8月的一天,石万坚老师急忙走来,他两眼炯炯有神,兴奋地对我说:“我特地来告诉你,教育部门传来了消息,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了!你看,我的估计是对的吧?你一定要抓住机遇!”他如此高兴,喜悦溢于言表。我真挚的感谢我的恩师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而面对如期而至的喜讯和老师的叮嘱,我没有欢呼雀跃,只是用力的点点头,因为冥冥中我知道这个时刻就在眼前!

文革以来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这对于教育部门和社会公众都是巨大的欣喜与震撼。1977年10月份,教育部门下达辅导高考复习的任务,吕王片区包括下属几个公社,都由吕王高中的老师上辅导课,配备了当时吕王高中师资的最强阵容:石万坚老师(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辅导物理,李维钊老师(1962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辅导数学,李吉哉老师(196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辅导化学。政治和语文只能依靠自己平时的积累了。参加高考辅导课的对象包括了文革以来12年(1966年—1977年)的本地高中毕业生,实际上还包括1965年高考落榜生,以及武汉市下放到吕王地区的知识青年。

吕王高中的数理化学术权威顿时火起来了,不仅因为庞大的吕王区下属几个公社前后12年的高中毕业生都期待这三位老师辅导讲课,而且因为这几位老师的教学名气与声望,连大悟县城和其他地区的家长也慕名找来了,想把孩子送到吕王来复习。不论上班还是下班,三位老师的宿舍都人满为患,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接,接应不暇,嗓子也嘶哑了。面对这么庞大的辅导需求,三位老师没有丝毫推脱和懈怠,尤其是石万坚和李维钊两位老师,文革时期从县重点中学调到偏远贫困的吕王区,多年来一直低调做人,过着简陋艰苦的生活,面对这次教育部门的安排和众多考生的呼唤,这对伉俪将自身的困境置之度外,诚挚庄重地担负起恢复高考、振兴教育的崇高使命和时代的重托,将自己的知识倾心奉献给革命老区。

老师们完全陷入繁忙之中,先是安排在吕王高中的教室轮流开辅导课,后来教室的容量满足不了要求,几位老师就轮流到十几里外黄站公社的大礼堂集中上课。除了计划中的授课和接待慕名前来的考生外,他们还应各行业考生包括武汉知青的邀请到各地各单位上门授课。

考生们进入了艰难的复习尝试。由于十一年来没有高考,课本知识删繁就简,考生手上没有像样的课本,没有考试大纲,没有复习资料,没有前车可鉴,更不可预测高考题目的范围和类型,老师也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口授重要概念,考生们边听边做笔记。不仅十几多年来课本知识淡忘了,而且还只能在工作和劳动之余进行复习,不少人望而生畏忍痛退出了高考。我一时也觉得耳朵、手、脑袋都不够用,走在路上,回想老师讲的各种概念,头晕晕乎乎的。

我必须坚持下去。当我拿着我的高中化学旧课本到李吉哉老师办公室请教时,幽默的李吉哉老师看了我的课本后,立刻将我的课本扔出很远,说:“你怎么能依据这样的课本复习?这原始社会的简单课本怎么能对付高考呢?赶紧去找知识深奥的课本。”我两眼茫然的望着他,我到哪里去找好课本呢?李吉哉老师说:“你找1973年的课本吧(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那一年),你们下一届的同学手上有。”我赶紧往外跑,找到下一届的同学王娅娜,她正好当年不参加高考,从她手上我拿到1973年的一套课本,如获至宝捧回宿舍,扔掉旧的课本,急切的翻阅学习各种新的概念。我知道,参加高考仅仅学习课本上的概念是远不够的,必须做大量的刁钻古怪的习题才能真正掌握知识点,可当时什么资料都找不到,我只好一门心思把书本概念搞透彻再说。

我觉得物理和数学难度最大,就成为石万坚老师和李维钊老师家的常客之一。两位老师无论多忙,总会安排时间关照我的课程,不厌其烦反复给我讲授重要概念,石老师有时路过我所在的图书文具门市部也会走进来关注一下,为我强化一些概念和解答一些问题。当时都很贫困,我们没有给老师任何报酬,在我的门市部里我也只有一杯白开水招待老师。每当我聆听老师不倦的教诲,看到老师瘦削疲惫的背影,感受老师的无私奉献,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1977年10月份,教育部门通知,高考的日期已经确定为12月中旬,时间十分紧迫,我白天仍然要上班,晚上要参加政治学习,仍然只能在晚9点后开始复习功课,每晚学习到近黎明。此时,高考的信息已经风靡全国,更多的考生闻风而动,各种油印的习题集也陆续出来,我远在蒲圻市的父母也闻讯收集了习题集给我寄来,鼓励我参加高考,远在安陆的张鲁鄂同学也给我寄来了习题集。但是这些资料来得太迟了,直到考试,我的习题集还没来得及做完。

1977年12月10日,高考终于来临,吕王片区的高考场地设在离吕王约60多华里的宣化,当时交通不便,只有早上一趟长途汽车,除了单位有少量自行车外,一般家庭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高考前一天由石万坚老师领队,我们吕王街道的少量考生挤上了长途汽车前往宣化,沿路上见到不少肩挑背驼着行李的考生步行前往。那时没有旅馆,也没有钱消费,考生分别寄宿在当地群众家里,我们吕王供销社的几位考生就住在供销社同事小何的家里。早晚的饭由考生自行解决,中餐由考场统一提供,一个大饭桶和两大盆菜,放在校园的草地上,考生自己添饭吃。

高考的第一天早上,考生们早早就摸索着寻找到自己的考场。考场里的考生复杂多样:不仅年龄相差十几多岁,有应届的稚嫩孩子,也有做了父母的人,其身份有机关的职员,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文革来还第一次放宽了考生的政治审核,黑五类的子女被允许参加高考。面对这场等待了十几多年史无前例的神圣大考,考生们紧张审慎的书写着试卷,书写着改变自己命运和标志时代转折的那个重要历史时刻。

考场外,人少车稀,没有家长守候,只有各区的几位领队老师在墙外的寒风中等待,四周安静极了。走出考场,石老师远远的迎上来,他表情平静,眼睛却富有经验的在观察打量着我们的脸孔。他不要我们再回想这门课考得怎样,而要抓紧整理下门课的重要概念和知识点,他轻松的把我们的心绪引向后面的考题。

最后一门课程考试完了,石老师立即拿出招生报纸,在考场校园里的墙壁上铺开挂起,指导吕王片区的考生填报志愿。

如何填报志愿又是摆在考生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联考或摸底考试,无法估量外界考生的整体水平和自己的分数排名,对于大学的实力排名和历史分数线也不清楚,我甚至不懂什么是专科什么是本科。幸亏石老师给我们看的是一张本科招生报纸,我睁大眼睛寻找着学校和专业。石老师提醒我说:你已经24岁,年龄上没有优势,所以,一定要慎重,志愿不能填得太高,要保证你今年必须被录取。他亲自为我挑选了“湖北农机学院”作为垫底的第三志愿,确保能上大学。我的心中划过一丝悲凉,我向往的清华、北大和华中工学院在我心头一晃而过,我把第一、二志愿投向两所较普通的院校,将自认为最差的湖北农机学院作为第三志愿垫底。我自己凭感觉挑选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石老师惊讶的问我怎么知道这个专业,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专业。

接下来的日子不断进行自我估分,盘算自己能否录取。与高中时期考试经常满分的情况相比,我告诉石老师这次高考我觉得真没考好,我陷入极不自信的情绪之中。石老师也很难过,说:“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打你!”过了一段时间,外面传来了整体水平的评估,才知道大家都考得不好,我的估分并不算低。整个春节就在期待和忐忑不安中度过。

春节过后,高校录取通知书开始发送了,我天天跑到邮局询问有没有我的信件,一个傍晚,邮局终于告诉我有我的通知书了,我慌忙取出来一看,正是第三志愿“湖北农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专业如我所愿是“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我可以上大学了!当晚政治学习的时候,我向供销社领导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领导和同事们抢着看我的通知书,齐声祝贺着,供销社李德生主任非常高兴,一直就嘿嘿嘿的笑着,赶紧安排同事们为我办理门市部移交手续。第二天我到吕王高中向老师报告,老师们都很高兴,祝贺着,可是回到宿舍,我却痛哭了一场,因为这所大学并不是我梦中的大学。

其后知道的事情让我啼笑皆非。我填报的三个志愿中,本末倒置,将其中最好的大学作为垫底的第三志愿,将较差的大学填到一二志愿,听说那时像我这样懵懂中上下颠倒填报志愿的还不少。原来我的大学湖北农机学院是国家机械部下属的理工类全国重点大学,文革时期应政治需要改名披上了“农机”的外衣,文革后恢复本名“武汉工学院”,归教育部直属,后来归由国家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又更名为“武汉理工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特色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111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多个重点建设的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其中的材料专业在全国高校中很有影响。77年恢复高考,与全国所有的高校一样,湖北农机学院从堆积了十二届的高中生中轻轻地舀了一瓢,如期招录了大批优秀考生,其中不乏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人才,我们班的班长据说是1966年黄冈高中毕业,曾作为保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当年取消高考,在等待十二年之后,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走进了湖北农机学院。环顾我的大学那饱经沧桑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面对老教授们睿智欣喜的目光,昔日的教学风范依稀可见,我感恩我的大学没有因为第三志愿抛弃我,而是依据考分择优录取,热忱的张开双臂拥我入怀,圆了我的大学梦,我觉得此生已无遗憾。

其实,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在选报文科还是理工科问题上还曾有过纠结。上大学前后,我那已经调离到外地的梅昌贵和周尚植两位语文老师一致要我报考文科,他们认为,根据我过去的语文成绩,我读文科会更有前程。但在高考前夕我思考再三,毅然决然地报考了理工科,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黑笔杆子”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我只想掌握一门技术安身立命,用科学技术报效祖国。我从小喜欢语文,也有些许文学梦想,选择理工确是忍痛割爱。而真正让我摆脱纠结坚定信念的是1978年1月的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全文转载了我国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代表人物,深入描写和高度评价了我国知识分子投入科学研究报效国家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该文首先在《人民文学》发表,即刻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的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极大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唤醒了科学家的价值回归,预示着我国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我反复读诵这篇文章,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被这篇报告文学影响了理想抱负,激发了献身科学的热情,立志要做一个科技人,用科学技术报效祖国。此时,我为自己坚定的选择了理工科而欣然。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被称为“77级”。之后,“77级”成为恢复高考的标志,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和一个时代的象征。社会评价,77级的大学生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特殊群体,不仅因为唯一属于春季入学,冬季毕业,不仅因为囊括了十二届的高中毕业生,同学年龄相差十几多岁,身份各异,也不仅因为这一年真正参加高考的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比率仅有5%,而且因为他们有一个集中的重要特征是,77级大学生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上山下乡、支援边陲,在社会上经历了不同的锤打磨练,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对知识求之若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没有手机游戏,没有花前月下,同学们一门心思起早贪黑奋力学习,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当晚自习来临,同学们就会背着书包奔向图书馆和教室抢座位,即使在食堂排队、在公交站等车都手持课本或者外语单词本在念念有词,夜晚学校统一灭灯之后还要点起煤油灯再继续学习,77级一直被大学老师们称赞为最好的大学生。

 

时光荏苒,恢复高考已经过去40年,77级的同学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在各自的战线发挥着骨干作用,有的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或杰出人才,为祖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庆幸自己成为“77级”的一员,在大学里接受了正规的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我有机会来到科技实力雄厚的大冶特钢工作,这里聚集着一大批解放初期毕业的冶金专家、材料科学专家和微观研究专家,在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的熏陶下,从事我所喜爱的专业,为国家的特殊钢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我也步入退休行列,回首艰难曲折的求学历程,我为自己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而感慨万千,为自己终有机会上大学深造,有机会用知识报效祖国而感荣幸。

恢复高考之后,我的高考导师石万坚、李维钊两位优秀老师获得了教育部门应有的尊重,改善了待遇,被调回大悟一中重点中学,还有高等院校执意聘请两位老师去任教,可是两位先生被大悟县作为宝贵财富强力挽留。2016年高中同学聚会前后,我们再次见到了的石万坚、李维钊以及李吉哉、梅昌贵、周尚植等诸位老师,虽然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才思敏捷,皓首童心。石万坚老师近年还做了胃切除手术,身体一直不好,比过去更加清瘦,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乐观积极,与时俱进的学习操控现代信息技术,愉快安度晚年,这让我沉重的心情颇感安慰。回想那特殊的岁月,我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优秀的老师,获得“如师如父、如师如母”的关照和培养深感幸运。

我要向我的祖国深深的鞠躬,祖国母亲,感谢您让我拥有这样的时代机遇,衷心祝愿您繁荣昌盛!

我要向我的导师深深的鞠躬,师父师母,感谢您将我送进高考的大门,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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